范林元

        个人认为“面子文化”是中国文化中很不可取的却又极具渗透力的一种文化现象。当文雅变成功利，内敛变成浮躁的时候，其行业风气一定是“面子文化”盛行，因为你要利益索取最大化，就一定要把自己弄得如打气的蛤蟆一样又大又壮，使别人不敢小觑。

        在这里我以“评弹——中国最美的声音”为例，这句话在当今评弹界是妇孺皆知的语录，在文艺界也是路人皆知的ロ号，我在前一阵子的中国评弹网上又看到一则由此语录延伸出来的事。

        2015年6月初，姑苏评弹社署名发表的《纪念陈云诞辰110周年暨姑苏公益书会暨姑苏评弾社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系列安排》的一篇通信中写道：“……陈云同志生前最爱听书，听苏州评弹，曾赞美苏州评弹是中国最美的声音…………”把这句话的出处安在了陈云的头上，我们且不论撰文者与评弾是什么关系，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对陈云是不了解的，对这句口号的出处和理解更是一无所知的。有人要问“评弹——中国最美的声音”出处何在？与评弹业态、面子文化有什么关系？

        在1998年以前是没有这句话的。当年3月，受台湾雅韵文化公司邀请，上海文化局组织了一个评弹小组去台湾，为评弹进岛做先遣探路，成员有彭本乐、陈希安、范林元、盛小云和当时上海市文化局台办一位干部，共五个人。这是大陆于1949年后首次送评弹上岛，对评弹界而言不是惊天动地也是开天辟地的事情，而对邀请方来说是一次做生意前的试验。进岛前后共二十天左右的时间，走访的学校、电台、电视台有几十家，平均一天要走几个单位。其中最吃功夫累人的是3月4日，在位于台北市八德路三段25号的台北市立社会教育馆进行的那场试验演出。三层楼的剧场干余的座位，一位演讲人三个演员，四个人要在陌生地承担一场干余观众从未看到过的曲艺演出，是演员都能想象得出那种压力。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彭本乐老师是这次台湾行的主要功臣，尽管三位演员专业到位、各具特色、竭尽全力，但在评弹沙漠地开疆拓土，没有彭老师丰富的评弹知识和有声有色的演讲，整个活动是不可能成功的。

        那天傍晚突然下起了大雨，晚上七点三十分演出，但到了七点观众一个也没有，此时邀请方和大陆五人团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但刚过七点剧场就传来潮水般的声音，我们以为发生了什么意外，到台侧一看才晓得是观众进场。就几分钟时间千人剧场座无虚席，其中半数以上是几天来我们下学校上电台吸引来的大学生，演出效果用“非常成功”也不足以概括当时的情况，在此不再赘述。第二天台北各大报纸大幅报道并刊出标题为“评弹一中国最美的声音”“盛况空前”“大获成功”等文章，这是“最美的声音”词句用在评弹上的开端，更是邀请方作为推广用的宣传词。由于这场大型试演的成功，邀请方与她的记者朋友将计就计把它作为评弹的定性词来吆喝以吸引今后的正式商演，说白了就是生意营销手段，但当时的效果说在台北掀起了一阵评弹旋风也不为过，这不能不服组织方炒作的本领，大标题下还有“评弹学者”“书坛宿将”“评弹张国荣”“苏州美女”等小标题，其中肯定的一点是大题目“中国最美的声音”就指这场演出的本体——评弹，绝不是现在评弹圈所传的，是指哪几位演员或哪位演员，“中国最美的声音”就是一句用来吸引百姓眼球的广告词。

        这句原话出自何人之口的呢？台湾的报道在前面都有一句“国学大师俞大纲说………中国最美的声音”，没有“评弹”二字的。俞大纲曾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受业于徐志摩门下，精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与戏曲文学研究、京剧创作，1949年去台湾，任教于台湾大学中文系，也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戏剧学系的首任系主任，生于1908年，卒于1978年。

        这里有一个问题，俞大纲逝世于1978年，正值大陆“文革”刚结束。他1949年就去了台湾，在这二十一年中他不可能与评弹有直接的接触，也就不可能指名道姓地说“评弹是中国最美的声音”之类的话，上网搜索俞大纲的文章或演讲也没有任何他与评弹的信息，倒是有大量的近几年来评弹界自己写的“评弹被台湾国学大师俞大纲誉为中国最美的声音”之类的文章。我倒是在台湾的报纸杂志上看见过这样的词句，但说的是“昆曲——中国最美的声音”,“京剧中国最美的声音”，因为邀请方老板是位京昆爱好者，我曾亲耳听她唱过京昆老生行的段子，是位很有道行的票友，她在之前曾与台北的一位音乐人做过多次大陆京昆剧团进台湾商演的事例，用的广告语就是“中国最美的声音”，那么可能的结论就是俞大纲曾在谈他擅长的京剧时用过“中国最美的声音”，或者在谈论中国的方言时说过“苏州话是中国最美的声音”，等等，邀请方将用在京剧广告上的词语又套在了“评弹”的宣传上，难道尊为百戏之祖的昆曲不美？称为国粹的京剧不美？而一个地方曲艺倒是“国之最美的声音”，这说得通么？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别人都是听过、谢过、笑过，唯独评弹人听后打包、带走，并活学活用武装自己。回到大陆没隔多久就出现了铺天盖地的“评弹——中国最美的声音”的文章，再后来是“谁使评弹成了中国最美的声音”，再后来是“谁就是中国最美的声音”，到现在是“我们都是中国最美的声音”。

        我举这个例子不是反对做宣传，是反对以宣传替代艺术，有人说这也是一种炒作，但是丟了精髓、没有支撑、缺少底气的炒作，经不起考验的，习近平同志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说：“文艺要赢得人民认可，花拳绣腿不行，投机取巧不行，沽名钓誉不行，自我炒作不行，‘大花轿、人抬人’不行。”两相对照其中深意不言而喻，现在文艺界同行中有人在说：“既然是中国最美的声音，那就是有干不完的活赚不尽的钱，还要到处要拨款要政策照顾干什么，说话做事自相矛盾？”在这种面子文化的驱使下，评弹人低调、内敛、仔细的品质不见了，评弹艺术含蓄、细腻、趣味的特点减少了，行业的心态、业态、生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从队伍角度说，在前些年大多数时候，无论是国家级层面还是市级层面，凡是举行大型文艺活动都会有评弹的声音和身影出现，在老一辈尚能登台时演出的是独唱节目，后来晚輩中少有挑大梁者，就改为女声小组唱之类的集体节目，即便有业内人士戏称为“十件旗袍蛮标致，十只琵琶吒声音”，但它毕竟是代表着一个艺术门类在重要场合的亮相，也标志着评弾在上海文艺界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及在文艺市场中占有一定的分量。

        不知何时起，这样的景象渐渐少了，这样的场面鲜见了，每当举办大场面高层次的文艺活动总是不见了评弹的踪影，也没有领导和策划人说“评弹怎么没有啊”的话了，难得有机会出现，整个评弹界就像“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一样稀奇，可叹很少有业内人士去仔细地研究和认真地思考其中原因，以及如何去改变这种状况。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目前上海的大小文艺团体有二百多个，演艺从业人员有数千人，尽管大部分是民营团体，但涉及门类广泛，歌舞、音乐、杂技、魔术、戏剧、戏曲、影视、综艺等几乎无所不包，例如：孙徐春领衔的“锦辉艺术传播公司”，张军领衔的“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萧雅领衔的“上海萧雅艺术公司”，陈传薪领衔的“上海大众乐团”，金星领衔的“上海金星舞蹈团”，傅腾龙、傅琰东父子领衔的“腾龙魔术杂技团”，马晓晖领衔的“晓晖艺术中心”，纪晓兰领衔的“左邻右舍艺术传播公司”“老上海爵士乐团”，等等，这些民营团体的社会影响甚至超过了某些国营团体，他们在扩大剧种影响、传承剧种艺术、占领市场份额等方面起到的作用是独特的，相反，评弹界的上海评弹团、新长征评弹团、新艺评弹团、东方评弾团，几年里四个剧团关闭了三个，单位淘汰率是75%，撤销后散到社会上的以及因各种原因离开原团体的评弹艺人，一个也没有成为如张军、孙徐春、马晓晖、萧雅那样的民营团体的及行业中的领军人物，也没有成为像关栋天、周立波、金星那样的文艺佼佼者，这一正一反的差距使得评弹与其他剧种间的距离拉得更大。从专业上讲，目前上海地区真正的评弹团就一个——上海评弾团。

 

        再次，从人员上讲，另一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那就是一方面专业队伍严重萎缩，另一方面业余队伍蓬勃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上海市区有名有姓的业余组织有：市工人文化宫茉莉花评弹团、北站街道评弾沙龙、五里桥街道评弹沙龙、黄浦区评弹之友社、陆家嘴街道梅园评弾沙龙、外滩街道评弾沙龙、七宝文化中心评弾沙龙、杨思街道评弹沙龙、武定书场评弹沙龙、愚谷村静安区退休教师评弹沙龙、鲁艺书场评弹沙龙、广中路街道评弹沙龙、彭浦镇文化中心评弹沙龙、临汾街道文化中心评弹沙龙、武宁小城评弹沙龙、静安新城评弹沙龙、高桥镇评弹沙龙、上海石化评弹沙龙、市政协国际评弹票房、吴韵评弹团等共二十三个。

        这些业余组织每星期都举行活动、算来上海天天都有数家业余评弹队伍在活动，以每个票房平均二十人计算总数可达四百多人，去掉交叉重复的人员起码也有二百人以上。按常理说，爱好者队伍壮大对扩大曲种影响是有推动作用的，但当天时、地利、人和不在同一轨道上运行的时候，其产生的效应不一定是正面的了。为什么这样说呢？以前业余与专业的分工很明确，性质很明晰，爱好者是陶冶情操，专业人是传承发展，一边是玩票，一边是事业，那是因为专业的水平很高，业余无法企及。而现在的情况是在很多时候很多场合，人员不分专业与业余，质量难分业余与专业，尤其是自从有关部门实行放开演出市场，取消个人演出许可证后，许多业余团队组织演唱会、会书等大型演出打的旗号就称“什么什么团”，故意混淆专业与业余的界线，误导社会及不明内因的人们对评弹艺术的认识，其中还有不少人从爱好走向了从业，但艺术质量并没有随着身份的转换而提高。也有些专业人员只要有报酬什么场合都会去、什么舞台都肯上，完全忘记了自己肩负的责任，久而久之作为专业人员的各项标准和技能都下降了。再说，一个专业团体的演员总数才几十号人，结果是业余人员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和艺术质量上的业余水平，对比专业团队虽质量上居专业优势但人员数量上居严重劣势，拉低了整个评弹界的艺术水准，大大地稀释了评弾艺术的纯度。有人说“现在的书场里已听不到真正的评弹了，即使一些优秀的曲目还有人在说唱，也是精华尽失，像一杯掺水太多的咖啡，滋味寡淡”。再加上专业队伍中能算得上人才的人不断地流失，艺术与人才的整体滑坡导致评弹失去了在文艺界的主流地位，整体事业呈逆生长态势。

 

        今年6月，苏州举办某青年评弹演员大奖赛，有说、噱、弹、唱的表演也有即兴表演的板块，这本是件好事，起码在推动青年演员基本功锻炼方面有积极意义，可即兴表演的方式和题目叫人不能苟同，在书目说完后各位演员再抽签表演小品，命题是《广场舞大妈抢地盘》《苏州老太卖菜》《伪娘与女汉子相亲》《父母得了癌症》，等等，先不论这些题目雅俗如何，单说用小品方式考评弹演员的即兴表演能力就不符合评弹规律。语言艺术与表演艺术是两种不同门类的文艺式样，语言艺术是思路走在嘴巴前，表演艺术则是形体走在嘴巴前。在此不禁要问一声项目策划人和出题者：评弹演员把小品演成了又能怎样？是改行去当滑稽演员还是话剧演员？更何况还是些无聊庸俗的选题。评弹演员讲究的是用自己擅长的流派编曲演唱的本领和过目即成的讲故事能力，策划者不在评弹演员应该具备的基本功上去做文章，却去搬抄人家用烂了的俗不可耐的老套子，弄得有些演员无所适从，有的演员确因父母得癌症病故触景伤情而拒绝表演，更有个别老师带领演员罢演出走，搞得现场一片混乱，文艺圈一片哗然，在社会上造成很坏的影响，说评弹演员没文化，更没有思路。

        有道是老人靠技艺，新人靠创艺，如今老人技艺不强，新人创艺缺乏，这是当今评弹界一个紧迫又至关重要的问题。

 

        最后，变化不变种。中篇评弹是变化，短篇评弹是变化，把各种流派集在一起开演唱会也是变化，大乐队、交响乐伴奏评弹，有人出钱，有场地可演，不定期或偶尔搞搞未尝不可，老听众不喜欢，让几个陌生白领了解一下皮毛也好，毕竟唱的还是评弹，也算是变化。但用普通话说书，北京话唱评弹，丢掉三弦、琵琶，穿起戏装走台步，不行，那是颠覆艺术本体，误导听众百姓，日长时久不是被人同化就是自己变种。变化可以，变种不能。

        我们必须预防和阻止那些已渗透到评弹界的不正之风，即“以性感替代美感、技术替代艺术、宣传替代文艺”。我们的愿望是不能让评弹这门说话的艺术，没有衰落在不能自由说话的年代，却衰落于可以自由说话的时代。我们的目的是：修复评弹生态，重塑评弹价值！

 

                                                                                                                   摘录范林元原文《上海文艺演出市场及评弹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