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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周良:苏州评弹在近代上海的发展

发布时间:2021-12-14 10:17作者:来源:

 观点 | 周良:苏州评弹在近代上海的发展

                                                                                                                                    原创 周良 评弹文化研究 2021-12-10 10:12
 
观 点
 

 
 
 
        周良,江苏海门人。编著有《苏州评弹旧闻钞》(198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评弹史话》(1983年江苏省戏曲丛刊)、《苏州评弹艺术初探》(1988年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论苏州评弹书目》(1989年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苏州评话弹词史》(200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苏州评话弹词史补编》(2018年古吴轩出版社)、《伴评弹而行》(2015年商务印书馆)等,还主编了《苏州评弹知识手册》、《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江苏卷》、《中国曲艺志·江苏卷·苏州分卷》,从事《评弹艺术》的编辑工作。
 
 
 
文章来源:《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苏州评弹在近代上海的发展
 
周良
 
        苏州评弹形成于古代。虽然现存记载古代上海县境内评弹活动的资料不多,但仍能看出,在古代,苏州评弹已经进入上海县境内演出。到19世纪中叶,近代上海的苏州评弹演出已经很兴盛。在近代上海成为大都市的过程中,苏州评弹在其中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艺术上有很大提高,且形成不少新的特色,影响了整个评弹艺术及其发展。
 
        一
 
        苏州评弹之所以在上海这个大都市得到迅速发展、提高,其原因,我在《苏州评话弹词史》中已有论述。简言之,苏州评弹的流行地区,正是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前沿地带。太平天国、小刀会起义后,江南一带战乱频仍,经济衰落,民生凋敝。江南各地的财主、富户纷纷逃到上海,托庇租界。上海因此集中了大量人口和财富,经济发达,极度繁华,娱乐业也得到迅速发展。苏州评话、苏州弹词和其他许多戏曲、曲艺一样,大量涌入上海,并逐渐繁盛起来,且发生如下变化:
 
        1.听众结构发生变化。评弹原在农村集镇演出时,听众以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为主。在城镇演出时,听众中有了小生产者、职员和部分富人及有闲者。在上海,听众中的职员和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增多,听众的文化水平提高,风气开放,女听众也增多了。听众结构的改变,对演出书目的提高和创新,起到了促进作用。农民比较喜欢听评话,而在城市中,听弹词的人增多了,因此,苏州评弹在上海的发展中,评话显得相对滞后。
 
        由于有闲听众逐渐增多,尤其是一些暴发户、新贵的加入,他们身处乱世,有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思想,追求纸醉金迷的生活,苏州评弹迎合了这些听众的要求,书目中渐多庸俗、低级趣味的内容,更有一批书目思想消极,表演中滥放噱头、台风不正。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书目中描写黄色的内容增多,苏州评弹的娱乐观发生渐变。
 
        2.演出场所增加,演出场次增多,演出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在农村集镇、中小城市演出时,场所主要为茶馆书场,上午卖茶,下午、晚上有演出,两者兼营。此外,还有露天演出和堂会演出。而在上海,评弹繁盛后始创专营书场,时称“清书场”,以下午、晚上两场演出为主。在极兴盛时,每天增为三四场。后来,除清书场和茶馆书场外,还有饭店、旅馆、跳舞厅兼营书场,在一些综合性的游艺场也有评弹演出。上海人口集中,听众增多,书场环境也随之得到了改善—装饰美观,设施优异,夏天还有了风扇、水汀,听众的舒适感提高了,人们乐于前往。
 
        书场增加,演出增多,使演出形式也发生了变化。茶馆书场一般单档独做,演出约近两小时,后在上海出现多档联合演出的“花式书场”,每场演出时间增加,但每档演出时间缩短,演员经常要赶几个场子。因演出辛苦,单档又改为双档,增加演员以减轻演出强度。双档演出对评弹艺术提出了新的要求,有不少是师傅带艺徒,不但减轻了师傅的劳动强度,而且促进了艺徒的成长。
 
        但其中也有些演员,因受听众欢迎,演出场次不断增加,有时每天演出四五场,疲于奔命,就有人借吸食鸦片助力,实为自残。
 
        这一过程中,艺术上的竞争也很激烈。正当的竞争能推动学习、借鉴、创新、提高,但有些演员却投机取巧,搞歪门邪道,用不健康的手段取悦听众。演员中,有的采用非艺术手段进行倾轧和争斗,“挖搭撬铲”也不少;还有不少演员在竞争中异化,甚至变质而被淘汰,如书寓弹词。
 
        3.内容上大胆创新,既有提高,同时也有杂、粗、野甚至变异的现象出现。演出书目在传承中常说常新,还创编了大量新书目。如以革新为号召的润馀社推出了一批新书目,其中就有反映辛亥革命的新书目。润馀社所推书目中流传时间长的有评话《刺马》和弹词《杨乃武与小白菜》等。反映民国时期市民生活现实的弹词《啼笑因缘》《秋海棠》,也首先出现于上海。这批书目,内容上自觉揭露了封建腐败吏治、封建军阀统治,艺术上也有新的创造,近代社会生活、语言进入苏州评弹,受到听众欢迎。
 
        其后,又出现了一批描写社会新闻的新书目,如弹词《黄慧如与陆根荣》、《枪毙阎瑞生》和评话《马永贞》、《霍元甲》等,因其思想、艺术水平的高下有别,流传的时间各有长短。此时期评弹书目中充斥了小市民的思想趣味,受市场支配的流行文艺现象也出现于其中,如评弹中多次出现剑侠、神怪题材书目的热潮,最早也出现于上海。这类书目多怪诞、庸俗趣味,所以很少能保留下来。
 
        4.评弹的表演艺术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和提高。首先,注重语言的生动和描摹的细致,注重向其他艺术门类学习。评弹受戏曲表演的影响很大,不但有不少新编书目改编自戏曲剧本,而且评弹演员演出时的表情、动作也向戏曲学习,发展为“起角色”的表演方法。原本说书以“平说”为主,演员的表情、动作模仿故事中人物的不多。在“起角色”表演手法出现后,注重了角色的表情、动作的表演,因表演生动,有评弹演员被称为“活关公”“活张飞”“活来富”“活陆九皋”等。
 
        由于评话演员顾宏伯看到台下听众有的闭了眼睛,只听不看,就开始琢磨怎样使这些似睡非睡的听众抬起头来。他学京剧演员周信芳的角色动作,使听众从“听”书到“看”书。但一开始动作太多了些,以致有一次周信芳听完《义责王魁》后,对顾宏伯提意见说,你们大书的动作不能乱,不能武头武脑,要文。这一意见指出了评弹“起角色”与戏曲表演的根本差别。
 
        苏州评弹表演的“起角色”可多可少,动作可大可小(行话即“大开门”“小开门”均可),可以起得比较足一点,也可以不足,略“显”一下。这是风格问题,关键在于“度”的把握。评弹不是演戏。戏曲舞台上的演员是“角色”,演员的表演是角色表演,观众看到的是“角色”。而评弹演员在台上是“说书人”,仍是“演员”。“起角色”只是一定程度上的、暂时对角色的模仿,演员不化装为角色,不是角色表演。作为一种表演方法,“起角色”为说书服务,为演员用语言描写角色服务,有助于创造艺术形象,有助于听众欣赏。如果“起角色”夸张成为演戏,不但无助于欣赏,而且会破坏听众的想象力和艺术创造思维,这是难以成功的。
 
        所以,当“起角色”表演具有了说书表演的戏剧化倾向时,就成为“艺病”,被听众嘲笑为“洒狗血”,会让听众感到“肉麻当有趣”。这是由演员艺术水平不高、艺术素养不够导致的。
 
        说书艺术塑造人物形象时,主要依靠语言,动作是辅助手段。如果主要靠动作,就成了戏曲。在评弹发展过程中,曾出现“书戏”,但未有成就。也说明了评弹艺术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语言这个根本上。
 
        其次,弹词音乐发展很快。如上所述,在上海,苏州评弹的女听客增多,不熟悉吴语的听客增多,加上无线电事业的发展,促使弹词音乐迅速发展。票房的优秀业绩推进了弹词的演唱和创新。有不少新的唱腔在上海兴起。有的演员创新腔的过程不在上海,但到了上海,其新腔才被广泛认可。依靠电台的广告性演出,弹词开篇走出书场,开始单独演出。但开篇离开说书的演出,容易出现异化倾向。
 
        再次,“噱”的发展。说书的语言风趣,“噱”成为评弹艺术特色之一。“噱”受到听众欢迎,所以说“噱乃书中之宝”。但在上述评弹的迅速发展时期,出现过滥放噱头的艺病,忽视说书的合理性,离开了故事的合理性和人物的塑造要求,迎合消极的娱乐观,一味放噱,噱头庸俗无聊,以致因噱害书。滥放噱头对评弹艺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失去了一部分听众,也成为建国后评弹“斩尾巴”的客观原因之一。
 
        又次,演员的化妆、服饰注意美化。这是评弹兴盛后,演员收入增加、身份提高的一种反映。但也出现了打扮过于时髦,着装妖艳、珠光宝气的不良倾向,有失身份。
 
        二
 
        对近代苏州评弹在上海的迅速发展、提高,从而形成的特色,我认为有几点要注意研究。
 
        1.苏州评弹在上海的发展、提高,带动了整个评弹队伍、整个评弹艺术的发展提高。虽然,在上海演出的评弹演员,在同行中只是少数,但在同行中,是水平较高的一部分,他们的影响很大,成为同行效仿的对象,从而影响了全行业。评弹演员的流动性很强,虽然有的演员能在上海演出较长时间,但全年都在上海演出,不去外码头的演员却很少。大多数演员是要到外码头去演出的,演出期或长或短。更多演员常年在外码头演出,而争取到上海演出(或长或短的时间)的机会,如同鲤鱼跳龙门一般困难。所以,在上海演出的评弹演员虽然只是一小部分,但影响却是全行业的,推进了苏州评弹艺术的发展提高。此时期的苏州评弹是一个整体,不分苏州的、上海的,其他什么地方的苏州评弹,所以说苏州评弹在上海的迅速发展、提高,是指整个苏州评弹界评弹艺术的发展、提高,而不是指“上海一地”的评弹水平。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各地建立评弹团以后,演员的流动演出相对减少,演员分成所属地的演员群,才有了苏州的苏州评弹(团)、上海的苏州评弹(团)。自此,团体和演员的艺术水平,才要具体分析,但相互间的影响,当仍然存在。
 
        2.集散地和艺术辐射中心。评弹演出,由书场主跟演员直接订约。以往都在苏州进行年终会书,是场方挑选演员,跟演员订立演出合约最集中的时间。平时,场方也可以到光裕社的茶会上找演员订约,或通过信函、委托中间人代为介绍订约。所以,苏州为评弹艺人的集散地。上海发达起来后,成为又一个集散地,但主要为上海书场找演员,或演员找上海的场方。这两个集散地互相影响,互相推动。竞争激烈的时候,部分场方、演员组成利益群体(如“七煞档”)垄断部分书场,为自己及其群体成员谋利。
 
        苏州、上海两个集散地是大小、高低不同的两个市场中心。上海虽然容量较小,但为高端市场。这两个市场中心相互补充,不可或缺。
 
        在艺术上,苏州原为评弹艺术的辐射中心,如光裕社的艺术骨干集中在苏州,它所组织的艺术交流和考核,影响了整个评弹队伍的艺术发展。
 
        评弹在上海迅速发展提高,影响了整个评弹界的艺术发展,使其成为又一个艺术辐射中心。但是,上海是否为整个评弹界的艺术辐射中心呢?从上面分析的情况看,应为又一个有力的辐射中心,但不是唯一的,不能替代苏州艺术辐射中心的地位。
 
        如上所述,评弹在上海的快速发展,使评弹艺术提高很多、很快。但是,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一情况,有积极的方面,如艺术的提高;但也有消极的方面,如艺术上的变异、严重的商业化现象。相对而言,当时在苏州及外码头演出的苏州评弹在传统书目、传统艺术的坚守方面做得比较好,当然也有相对不足之处。
 
        这一时期,就有了“海派”评弹的说法。但19世纪二三十年代及其后一个时期所说的“京派”“海派”与现在的流派概念不完全相同,且含有贬义。如说评弹的“海派”,就包含了过于重噱、穿插多、书目缺少“骨子”、卖弄“创新”等而成为变异,重视外在的动作表演而忽视内心的描摹刻画,因重“角色”而呈戏剧化倾向等的负面评价。
 
        如徐云志和蒋月泉的例子。徐云志卅岁进上海,在上海演出了很长一段时间,书场说熟了唱电台,电台唱熟了又唱堂会,很红。他忙于编新书,不免粗制滥造。有朋友劝他,唱堂会,艺术不会进步,赶快摆脱这种局面。所以,他毅然离开上海到外码头演出,艺术水平得以继续提高,再受书场听众欢迎。蒋月泉在上海成名主要靠唱,名气很响,但姚荫梅劝他,这是“小人着大人的衣裳”。蒋月泉便放弃优裕的生活条件,到外码头上又去滚了几年,才臻于说唱俱佳之境。老听众评价他“面目一新”。
 
        所以,应该说此时期苏州评弹有两个艺术辐射中心。而这个阶段苏州评弹在上海的发展,有提高的方面,也有局限性和不足,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演员如能演艺俱佳,城乡都受欢迎,当然最好。但会有受城市听众欢迎而在农村不受欢迎的演员;也有甘当“码头老虎”,不愿去大城市演出的演员;当然,更有虽到大城市演出,可能不受欢迎的演员。
 
        3.长期在农村及中小城市活动的苏州评弹,在近代上海这个大城市中,因环境、对象发生了迅速变化,所以艺术的发展也很快。我们研究这段历史,应该认真掌握变化的史实,从而概括、归纳、总结历史、艺术发展的规律。历史现象有常见的,有偶然的。掌握的资料愈多,认识愈能接近客观实际。掌握大量资料是一个艰难的历程,要付出艰苦的劳动,非下苦功夫不可。一切存在都是有原因的,但不是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要善于分析。任意找几个事例,主观地下个结论,很不可靠。不是所有的创新和发展都是合乎规律的,都是艺术上的提高。“新”不等于“好”,尽管“新”容易受到欢迎。有种“新”,是艺术上的变异,是倒退。不同倾向的反对意见,不一定就是合理的,很难说是否是艺术上的提高。一种倾向常常会掩盖另一种倾向。历史不都是直线前行的,有时是曲折的,对这些现象的认识不能简单化。“左”的思想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用政治手段干预文艺创作,应该纠正。但文艺反映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这是客观事实,因此,研究文艺不能没有政治观点,脱离政治也不符合历史真实。
 
        苏州评弹在清乾隆、嘉庆年间,出现了形成后的第一个繁盛时期,出现了王周士及其总结的艺术经验和“前四名家”。到出现“后四名家”的清道光、咸丰年间,苏州评弹再次出现艺术发展高潮。而评弹在上海的迅速发展,正和评弹发展的第二个兴盛时期相衔接。曾经有人说,苏州评弹到了上海才兴旺起来,这不符合历史事实。苏州评弹近代在上海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发展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都影响到了评弹整体的发展,对此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所以,苏州评弹起源于苏州,但到了上海才兴盛起来的说法,是不合乎事实的。